开国上将陈士榘晚年回忆起老战友何长工时曾说过：
“何长工的资历极为丰富，然而解放后他所担任的职务与他的贡献相比，似乎不太相称。他年轻时便参与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工作，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到了1930年，他已经是红8军的军长，甚至亲自指挥了长沙战役。在1931年，他担任了红军学校的校长，在长征初期，他还担任军委教导师政委、军委纵队第二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。遵义会议之后，他成为了红九军团的政委，与军团长罗炳辉一道，积极策应和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然而，何长工的职位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下滑。解放后，他只是担任了重工业部副部长、代部长和地质部副部长。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，何长工在他麾下担任副部长，虽然职责远不及昔日，但他从未抱怨过。”
正如陈士榘所言，何长工在红军时期的贡献不可忽视，他一直干到了军团政委。无论从历史地位还是战功来说，他都可谓是一位伟大的战士。其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下几件事：
展开剩余80%1927年，年仅26岁的何长工随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。在前往井冈山的途中，毛主席曾委派他去韶关寻找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。当时，两支起义部队处境艰难，急需与外界取得联系。毛主席亲自找何长工交代任务：“我们派你去，虽然任务艰巨，但你在当地的关系广泛，一定能找到南昌起义的部队。”
何长工的任务异常艰险。毛主席还特别叮嘱他：“如果被敌人抓住，就说自己是毛泽东队伍里的逃兵，只要能混淆敌人视线就好。”何长工领命后，毫不犹豫地化妆成一个逃兵。在这次危险的旅程中，他先后经过长沙、武汉、广州等地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最终找到了朱德的部队。
何长工告知朱德他们有关秋收起义的情况，朱老总则告诉何长工，早已通过报纸得知毛泽东在井冈山搞起了工农武装割据，对此非常感兴趣，并打算将部队调往井冈山。他们甚至打算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主席接洽。何长工回到井冈山后，向大家报告了朱德和陈毅的消息，这对孤军奋战在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此前，敌人的报纸曾报道朱德、陈毅的部队已被全歼，领导人也早已被捕。何长工的成功联络，不仅为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基础，也为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力量。
随后，毛主席又交给了何长工一个重要任务：前往井冈山与王佐建立联系，并做他的工作。毛主席在三湾改编时，曾写信给袁文才，建议与工农革命军接触，并提供了安全措施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何长工开始了与王佐的接触。王佐是个谨慎且充满江湖气息的绿林好汉，何长工在开始时感到有些不安，担心自己和王佐合不来，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，他始终认为自己必须完成。
何长工带着毛主席亲笔写给王佐的信，上山与王佐会面。王佐见到何长工非常高兴，并设宴款待。何长工通过谈论王佐母亲的“同善社”信仰，成功打动了王佐。很快，王佐决定支持工农革命军的事业。最终，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于1928年9月接受改编，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。此时，袁文才担任团长，王佐担任副团长，何长工则成为了团党代表。
晚年时，何长工谈到王佐和袁文才的死，常常感慨万千。他认为，王佐和袁文才理应算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。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，他曾与王佐和袁文才结为义兄弟，心中始终充满愧疚。
1987年，何长工去世前，他曾向组织提出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井冈山，并请求为袁文才和王佐各立一座雕像。组织遵从了他的遗愿，最终，在何长工墓碑两侧，竖立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雕像，纪念这两位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英烈。
由于其杰出的表现，何长工在1930年被任命为红8军军长，之后历任红13军政委、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、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，年仅34岁的何长工接替蔡树藩，担任红九军团政委。
在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中，何长工和罗炳辉带领红九军团出色完成了阻击敌人、掩护红军主力的任务。红九军团在脱离主力部队后，独立行动了两个月，行程超过1000公里，期间他们成功歼灭了敌人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，并积极开展宣传、组织和发动群众等工作。周恩来曾高度评价红九军团为“战略骑兵”。
然而，随着红九军团与主力部队的会师，何长工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，中央红军急忙北上，红32军不得不跟随张国焘南下，这一事件成为了何长工人生中的一大遗憾，也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。
这段历史，不仅展示了何长工的伟大革命精神，也揭示了在革命道路上的种种艰难困境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灵菲配资-配资公司哪家好-杠杆股市-炒股票加杠杆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